领衔视野｜《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的解读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下文简称“新《规定》”）于今日正式施行，该司法解释对实践中长期存在的“先刑后民”的疑难问题，作出了规范化的、体系性的解释。

1998年最高法《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下文简称“旧《规定》”）的第20条确立了一项基本规则，即“审理经济纠纷，发现涉嫌经济犯罪，全案移送”。但实务中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惯性，只要拿到刑事立案回执，民事就驳回起诉、中止审理，几乎是一刀切式地认定“先刑后民”，甚至被部分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利用，实施“以刑阻民”。新《规定》对“先刑后民”进行了体系化的解释，确立了明确的适用标准。这既是最高法提高民事权利诉讼地位的精神体现，也是其贯彻落实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的具体措施。新《规定》的体系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明确了“同一事实”的概念，即要求民事与刑事的当事人和基本事实都相同。如果只是关联事实，或是行为之间存在牵连，则应当民刑并行，民事案件就应当受理。新《规定》第三条采取“列举+兜底”模式划定可受理的情形，以往实务中借助刑事立案“以刑阻民”、甚至阻碍生效民事裁判执行的做法，将受到严格限制。

第二，在证据规则层面，厘清刑民证明标准相互独立、证据材料可互通使用的规则边界，具有制度创新意义。传统裁判思路常直接继受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，刑事未予认定的事实，民事审判一般亦不予采信。而《规定》第六、七、八条打破了刑事事实对民事审判的拘束惯性：刑事案卷中未作为定案依据、且未被非法证据排除的材料，在民事诉讼中可经质证后采信；刑事诉讼因证明标准较高未能认定的事实，若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，民事审判可以独立认定。总之，刑事和民事可以按照各自的证明标准，独立还原事实。

第三，在实体上对涉刑事案件的合同效力进行系统化规定，细化了表见代理、无权代理和担保的责任。虽然实务界和学术界对“涉刑合同并不当然无效”是有共识的，但是像合同诈骗、职务侵占、涉担保的诈骗等场景中，规则就非常的碎片化，实务部门通常以行为构成犯罪为由，直接宣告合同无效。在基层法院案件量巨大的情况下，这种做法可以进行简单说理，降低案件的审理难度。但新《规定》第十七条确立了总纲，即“合同效力依照民法典独立判断，犯罪不是合同无效的充分必要条件”，把民间借贷的成熟规则推广到了全部合同类型。此外，新规还细化了区分诈骗类犯罪下有权代理、表见代理、无权代理的不同后果，以及主合同涉犯罪时，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。

第四，损失救济机制上，一方面拓宽民事救济渠道，另一方面设置防止权利人双重受偿的规则。原有规范并未回应刑事追缴与企业破产程序的顺位冲突，本次《规定》创新性确立刑破并行规则：单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，破产申请符合受理条件的仍可受理。破产财产清收与刑事违法所得追缴同步推进，统筹平衡刑事被害人与普通破产债权人利益，改变过去优先保护被害人、普通债权人后置的单一保护模式。

第五，补充完善涉案财物执行与案外人救济规则。新规明确，案外人不得通过提起民事诉讼，对刑事案件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的财产主张权属；相关权利救济应当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诉控告，案件已移送法院的，可向刑事审判庭提出权属异议。案外人不能借助民事确权诉讼干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；若对刑事裁判涉案财物处理结果不服，仅能通过刑事申诉、审判监督程序寻求救济。

总体而言，新《规定》体现了从“刑事优先本位”走向民刑程序协调、各司其职的司法趋势，并从实体层面区分刑事评价与民事法律效果，为此还新增了配套性的规定，使得权利救济多元化、证据规则独立化、程序边界清晰化、裁判规则体系化，给司法裁判和律师工作都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指引。